張榮興署長「鐵腕割瘤」警政治理意涵 高哲翰專文

前警大教授、現任華夏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高哲翰指出，警政署長張榮興從警政治理的高度觀之，「鐵腕割瘤」不僅是一場單一肅貪行動，更是一種典型的組織再整備（organizational reset）。張榮興署長在2026年6月所主導的靖紀行動，以高度集中指揮與快速收網的方式，展現出強烈的決策意志與危機處理能力。此種作風在公共安全體系中，往往出現在組織信任遭受重大侵蝕之際，其目的在於透過「短期震盪」換取「長期穩定」。

就制度面而言，本案凸顯出台灣警察體系中長期存在的「內部監督困境」。過去警界常受限於期別文化、人情壓力與組織保護傾向，導致違紀行為難以及時揭露與處理。「鐵腕割瘤」的關鍵突破，在於打破「家醜不外揚」的潛規則，將內部不法行為公開化、司法化，實質強化外部監督機制與檢警合作模式，具有制度轉型的重要象徵。

從犯罪學與偏差行為理論分析，警察涉入洩密與關說，屬於典型的「權力偏差」（abuse of authority）。當執法者同時成為違法者，其對社會的傷害遠高於一般犯罪，因為它侵蝕的是整體法治的正當性基礎。張榮興採取零容忍政策，實質上是對「制度性腐敗」進行結構性切除，符合現代廉政治理中「高風險職位必須高強度監管」的原則。

就領導學角度而言，「鐵腕割瘤」體現出創勢領導（strong leadership）與價值導向管理（value-based management）的結合。張榮興強調「不護短、不論資歷」，將「品格」置於能力與資歷之上，這種用人哲學有助於重建組織核心價值。然而，此類鐵腕作風亦須搭配制度化標準與透明程序，否則可能引發內部恐懼文化，影響組織士氣與長期穩定。

從公共信任的角度觀察，此次行動具有高度的象徵政治效果。當社會對警察體系產生疑慮時，領導者若能主動揭弊並嚴懲違紀，將有助於恢復民眾對治安機構的信心。換言之，「割瘤」不只是內部清理，更是一種對外的信任修復機制，其核心在於向社會傳達「警察自我淨化能力仍然存在」。

「鐵腕割瘤」標誌著台灣警政治理從「關係導向」轉向「制度導向」的重要轉折點。然而，短期的強力整頓仍需轉化為長期制度建設，包括強化內控機制、建立吹哨者保護制度、導入科技監督（如數位稽核與行為追蹤），以及深化倫理教育。唯有從結構面持續改革，方能避免「毒瘤再生」，真正實現警紀長治久安與法治體系的永續發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