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哲翰講座教授從辯證邏輯解析習近平「再毛澤東化」權力核心特徵

高哲翰講座教授指出，習近平體制的核心特徵，在於其對鄧小平時代「集體領導、任期制、制度分權」的系統性逆轉。透過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、重構黨內決策架構並強化「黨領導一切」，權力高度集中於最高領導人個人，形成明顯的「再毛澤東化」趨勢。從辯證邏輯觀點而言，這代表中國政治結構由制度穩定換取決策效率，但同時也犧牲了制度自我修正與內部制衡的空間。

高度集中權力的辯證

高教授進一步指出，極端權力集中具有明顯的雙面性：一方面可在短期內展現統一意志與快速動員能力；另一方面卻使整個體制對單一決策中心產生高度依賴。一旦最高領導層出現誤判或資訊失真，體制將缺乏足夠的緩衝與糾錯機制。辯證地看，權力越集中，體制對個人理性與判斷力的依賴就越高，風險也隨之線性上升。

反腐運動的政治功能：治理正當性與權力清洗

在反腐議題上，高哲翰講座教授強調其「雙重性格」。反腐運動表面上具有回應民意、重塑黨紀的治理正當性，但在實際運作中，亦被高度政治化，用以清除潛在政敵、重組權力結構，並將親信系統性安插於黨政軍要害職位。辯證上，反腐越徹底，個人權威越鞏固，但同時也製造更強烈的忠誠焦慮與不信任氛圍。

高教授指出，極權體制的最大不穩定性，往往源自內部而非外部。在高度高壓與恐懼治理下，體制內部的矛盾、怨懟與錯誤訊號被層層壓抑，無法透過正常政治程序釋放。當政治與軍事體系同時處於高度緊繃狀態時，任何單點崩解都可能引發連鎖反應，造成突發性、非預期的系統動盪，這正是高度集中體制的結構性風險。

針對近期中共軍方高層震盪，高哲翰講座教授認為，這不僅是人事調整，而是一項重大的戰略訊號。當整肅觸及中央軍委副主席與聯合作戰核心，顯示最高領導人對軍中忠誠度與可控性的高度不安。短期內，這種不信任可能抑制對外軍事冒險，為區域安全爭取緩衝時間；但長期而言，卻可能削弱軍事專業自主性與整體戰力。

高哲翰講座教授總結指出，軍方整肅並非權力鬆動的象徵，而是更深層落實「軍委主席負責制」的過程，其核心目標在於確保軍隊只對最高領導人個人負責。辯證地看，習近平體制的穩定，建立在極端集中的權力之上；但其最大不確定性，也正源自於此。真正需要警惕的，不是計畫中的戰爭，而是體制內部突發、不可預測的非理性震盪。